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

整体环境雕塑是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如我们所知，社会从来就是由个体的组合和支撑所形成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的集成和相互认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在艺术方面也是这样，没有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的相对独立和个性化的创造，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这就是说公共社会艺术景观雕塑的实施与发展并非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精神诉求及个体的艺术语言的实验相对立或疏远，而公共艺术的建立和发展恰恰与艺术家个体的生存经验及生命精神是相通融的。
从历史上看，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在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涵义中，艺术家个体精神和个体经验的显现与张扬，成为其显在而重要的部分。

可以说，自西方１５世纪文艺复兴启始，由于摆脱了神学中心主义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对于芸芸众生的束缚，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信念得以抬头和光大。

随之，在艺术作品中逐渐从表现神及超经验世界转向表现人世上独特而重要的内容，即人的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从而成就了大批富有人性和个体特性的艺术作品。

在１９世纪中期２０世纪前期，现代艺术的精髓在于高扬精英主义和历史进步论的旗帜，强调现代精英艺术对传统艺术及美学价值理念的反叛与颠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同样强调了艺术中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经验及思想情感的重要性。

一如当代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亨利·塔瓦洛所言：“这种从传统中解脱出来，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甚至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个体思想，在此不论是一种成果、一种展望，还是一个幻想都无关紧要，它为‘现代性’的出现作出最具感染力的解释提供了线索。”

但相对于当代艺术的特点而言，现代主义艺术属于由精英主导的艺术革命及启蒙运动，它关注的焦点是具有绝对性及终极性价值理念下的艺术本体及其形式语言问题，以及在线性历史观之下对艺术远景和人类理性的憧憬，它虽然重视和肯定艺术家个体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这些还不是该时期艺术及艺术史普遍关注的对象本身。

而当后现代文化和艺术来临之际，由于人们对包括艺术史在内的线性史观、进步论、精英主义及其绝对性价值的怀疑，使得人们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及语言学等角度来认真地关注艺术作品中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的因素、作用和价值地位。

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很显然，当一个时代或社会被某种非人性化的势力或思想所支配，个体的生存经验及生活感情被某些强势话语所忽视和排斥的时十候，或当艺术创作与交流被权力和金钱所支配的时候，个体的存在与显现，个体的自觉与反思以及个体的创造与个性在艺术的大潮中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珍贵。

正如人们所感知的那样，艺术作为人文的一部分，它的形式语言及思想情感的鲜活性、真切性和差异性—恰是艺术的永恒魅力和价值所在。
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由于高度的权力化、知识专业化和商业化，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艺术家都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压力。在当代社会中，艺术的创作无论是在形式语言上还是在文化观念的诉求上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类强势力量的挤压或裹挟，弱小的个体的思想和创造力势必会遇到各种难堪的境遇和压力，乃至作出不情愿地妥协和放弃。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现象中的无奈和悲哀。

无论是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还是从观念形态的角度上来观察我们所处的当今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形态同时并存的时代。

它从传统的知识及单一的价值信念逐渐走向了由知识精英为社会开辟的现代变革之路，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到来而呈现出文化价值及发展方向的困惑以及空前的多元化形态。

因此，在艺术的文化和社会观念以及美学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加上权力和金钱无所不在的影响，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在艺术家个体真诚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生存就必然会面临多种问题。

我们在中国近２０年来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可见，在中国近２０年来的城市化及其制度化发展之理性进程中，在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上也呈现出许多不良的现象，如在公共艺术方案的规划征集及作品的遴选与实施过程中，由于过于行政化和表面化，片面理解和强调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了发挥和尊重艺术家个体的创作意向及艺术个性使得许多所谓“城市雕塑”显现出缺乏应有的文化深度和精神内涵，缺乏应有的时代意识和艺术品质。

形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便是在势如大潮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艺术体制的官僚化及其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弊端，造成了工具行为（政绩时效及利益时效至上）的膨胀而致使价值思维及道德判断的放弃。

在公共艺术的实践过程中直接带来的后果便可能是压抑了作为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生存并独立创作的艺术家的精神思维和创作的自由。

其实，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个体与社会化的艺术制度及行为方式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这正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呈现的差异和矛盾一样。

而我们的政府和专家机构以及公共艺术舆论批评的职责，在相当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在把握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实施过程中，如何在激励和尊重艺术家的真实情感及个性精神的同时，激励和协调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公众参与，使得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这一公共领域的艺术方式—成为艺术家和社会公民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方式上相互交流共同协作和自我教育的良好途径，而不至于使得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性成为完全受权力或金钱操纵的牺牲品，而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当然，在艺术介入公共空间时，由于社会各种利益团体的介入和制约，艺术家与政府机构，艺术家与社会方面的沟通以及必要的妥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其最高原则应是运用社会资源（如纳税人的金钱和共有的公共空间等）而需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这其中也包括了艺术家个人的权益。
这就有必要从另一个视角来要求我们的艺术家应尽可能具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觉悟和使命意识。

也就是说，当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应使自己的生活经验、精神理想和艺术创造力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真诚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以自身“小我”看到并关联社会之“大我”。

与此同时，肩负起社会批评与文化反思的重要职责。毕竟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并非仅仅是纯形式的视觉美化及环境装饰，它必然还要担当起社会反思、警示和批判的文化使命。

事实上，作为以“反思”“祛魅”和“启蒙为特性的现代艺术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真正完结。正如西方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论及的观点：“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启蒙工程并未失败，它仍有理由得到我们的改造。改造的关键，就在于交往理性的建设，……更不能把文化紊乱的责任，完全推到文艺现代性的头上。”显然，在公共艺术的职责中也理应包含思想、道德以及社会交往准则方面的启蒙与批判。

而在个体艺术雕塑与群体社会艺术雕塑等创作上，当下中国的公共艺术创作尚有较大的欠缺，大多数作品流于一般性或雷同化的环境装饰、景观美化或文学故事性的描述。

实际上，社会的现代化正在于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艺术理性的自觉与协调，这需要我们这个正处于现代转型时期的国家和民族在个体性的艺术和公共艺术方面起到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作用。

因此，我们对于个体性的艺术实验和公共艺术这两个不可或缺并且相互影响的艺术范畴，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理解和宽容。

若这两个艺术范畴都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将被证明为更具有活力、自由与和谐。

就中国当下的艺术情形而言，我们希望能够有较多的具有当代思想性、艺术个性及社会关怀的艺术作品进入公共艺术的领地，甚至是否能够借鉴3D雕塑模型打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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