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收租院王官乙１９６５年，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从四川大邑县的农村冒出来，轰动全国，影响世界。３０年过去了，作为创作者一员的我，由当时的而立之年翻了一番进入花甲，蓦然回首，思绪万千《收租院》的轰动效应，不说绝后也是空前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创作还未结束，预展三天，就有两万多人参观。
因为我们搞开门创作，农民们早就传开了，参观时群情激奋，有的泣不成声，甚至昏倒在地当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复制展出，每天观众近万人，登记团体票的第一天就来了一千多个单位，只有星期天才售个人参观票，造成星期六下午就有人在冰天雪地中裹着棉被排队通宵等候买个人参观券的动人场面。仅在北京和大邑展出三个半月，观众就达几百万人，加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又复制展出的和数以万计的图片展览，估计观众是以亿计了。
还有《收租院》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教科书，那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收租院》又引发出了西藏的《农奴愤》《广州的怪婴堂》、安源的《矿工泪》等等《收租院》旋风刮得许多雕塑作品低头弯腰，但它自己也差点被“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看不到革命的道路”等批判打倒。
极左思潮涌进收租院，“中间人物”被取消，有“人性”的情节被修改，还加进了学习毛著、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继续革命，活捉刘文彩、瞎子老农重见光明、小孙女成了赤脚医生等等情节，都以革命的名义进了收租院。《收租院》原作是收租院内发生的真实故事，却被你修我改面目全非，担纲中国革命史政治图解的任务。
令人遗憾的是外文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多种外文出版《收租院》画册，发行全世界，那里面的图片有四川原作，也有外地的修改，混为一册老外看了肯定误以为那就是原作原貌了，就连我们些中国观众也以为那是原作原貌，甚至以为《收租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创作出来的。
值得庆幸的是，四川原作经过风风雨雨得以完整的保存，并和地主庄园一起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雕塑厅展出的数百件雕塑作品，最受外国人欢迎的还是部分《收租院》复制品。当年，作者为了革命，抛开名利，拿起雕塑刀，背起铺盖卷，一心一意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连到城里展出都未想过。可是华君武、刘开渠、王朝闻诸先生进收租院一看，就认定这是一颗“原子弹”！
确如原子弹爆炸，《收租院》的冲击波辐射全世界，甚至在我们将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遗忘的时候，外国人还在研究它，宣传它。在北京展览时，有七、八个国家的大使馆表示邀请《收租院》去他国展出。可是，文化大革命封锁了大门，因之不能实现。世界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全家几次看展览，并到四川看原作，他还收到瑞士一个大学艺术史系的学生的信。这个学生选择了《收租院》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他很不了解这部使他震惊的艺术作品，开列了７８个问题的清单请作者回答。
一位日本女雕塑家来中国旅游，她放弃了所有的参观项目，只看《收租院》，并详细了解创作的过程和方法。美国《美国艺术》杂志发表题为《收租院，另一种大众艺术》的文章，其之所以强调“另一种”，是因为在现代艺术派别中“波普艺术”也称为大众艺术，这和以大众丢弃的垃圾为主要材料的艺术当然是两码事。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文章认为，《收租院》“比后来西方的摄影现实主义还先走了一步”，“立体雕塑手卷式的叙事观念，将时间作连续性、延展性的叙述，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项新创造”，“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又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中国的普罗大众所接受，就现实主义的创作来说，它也拓大了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为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
１９９０年著名雕塑家文楼在香港会见我时，很激动地说：“《收租院》是很好的作品，也是最现代的作品。”“作为超级写实主义，你们比写进艺术史的美国的杜安·汉森还早十年，他是在人身上翻的，你们是塑的，艺术性更高，感染力更强。台湾过去实施“戒严法”，对大陆严格封锁，还是有人偷运《收租院》画册，台湾的雕塑家几乎人手一册。西德的卡塞尔市每四年举办一次艺术“文献大展展示世界最新的前卫艺术，《收租院》是被邀参展者之一。虽然展览因文革未能实现，但在艺术家中曾引起一番大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艺术是否要为人民大众？”
西德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了以莱勒·卡尔哈德教授为首的《收租院》研究小组。卡尔哈德是著名的抽象画家，康定斯基的传人，曾任慕尼黑市美协主席。奇特的是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宣传《收租院》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认为这才是艺术应该走的道路。
警察要抓他，几百个学生保护他，其他的城市学生也示威支持他，引发了一阵学潮。也是因为《收租院》的关系，１９９１年，卡塞尔大学聘请我去任教授，有几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学《收租院》。其中一个叫斯文，一个叫玛蒂娜的学生，受其影响，创作了反映失业工人和下层人民生活，名为《等待》的等人大群像，在市中心广场上展出，引起强烈反响。斯文是汉堡市警察局长的公子，他是以脱离父子关系为代价追求艺术真谛的。有一个学生将《收租院》制成大幅丝网版画作为毕业作品，还有人将此大张版画带去非洲进行宣传。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回答是“因为那里还有刘文彩”！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事发生在９０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中国有，外国也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的真实，《收租院》也不是虚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件雕塑作品有过这样的轰动效应，这很值得思考研究。我和卡尔哈德教授合著的有关《收租院》的书，即将在德国出版。我在书中只是原原本本地叙述了创作的全过程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本来最后有一章是写我现在的看法，后来取消了，因为理论家和艺术史家才说得更清楚。有人说《收租院》是一大创造，应当写进世界美术史，也有人说它已经过时，并非永恒的艺术。有人希望我们沿着《收租院》的道路走下去，也有人说应该从《收租院》的羁绊中跳出来。现在，四川正筹备在１９９６年春天举办《收租院》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企盼在会上听取高见。
在我提笔写这篇拙文时，收到一位香港朋友的来信。他曾在海外写过多篇文章介绍《收租院》，虽然听说大陆给刘文彩平反，但不后悔写了那些文章。平反是没有的事。但我从报上看到“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之类的奇谈怪论，如此推论，《收租院》也不好说了。
